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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视野下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趋向(上)

作者:张英聘 时间:201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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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口述史学是跨学科的应用与发展,对地方志而言,加深了各学科之间的互动与整合,推动了地方志向纵深发展。各地在第二轮新方志编修中,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将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资料搜集工作中,推动地方志资料来源的多元与开放。从叙事方法来讲,口述史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历史编撰的方式,呈现出对历史记忆的综合和兼容的特性,进而推动了地方志在工作理念上的变化与创新。 

  关键词:口述史 地方志 发展 趋向 

  人类历史都是通过口头传说和文字记述来传播的。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早期活动的历史如中国上古时期的神话,就是通过口传记忆的方式来传承,这可以说是早期口述历史的一种自然形态。发展到20世纪初,美国记者威廉·英格利斯(William Inglis)对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进行了系列访谈,成为人类有意识地采集、记录、整理有关历史记忆的开始。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立,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奖者阿兰·内文斯(AllanNevins)开始记录美国显要人物的回忆,首次大规模地在口述访谈中采用了录音机等现代设备,并有一套成熟规范的操作方式,开创了现代口述史的范式。[1]之后这种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研究历史的方式,逐渐为史学家所接受,至五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史学界的主流。[2]与之前传统的口述访谈相比,口述史更具有自觉、规范、专业、开放的特点,它突破以往历史偏重于政治和上层的方式,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走进了史学领域,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编写历史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史学理念。[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口述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口述史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近年更得到空前发展。受此影响,方志界也在近几年开始从自觉运用口碑资料,逐渐向有意识地搜集口述资料发展。这些资料不仅应用于方志编纂中,而且在其他工作领域有所拓展,成为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向。 

  一、史学转向:口述史跨学科应用与发展 

  20世纪西方现代口述史学开始兴起与发展,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对过去的人和事件的叙述与描绘,通过口头传述流传,尤其20世纪50年代非洲的一些国家,口述文化仍居主导地位,因此非洲的史学家开始接受并加以研究,口述史和口头传述被评价为直接了解过去的手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口述方法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被越来越多地使用。[4]因为口述史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原始资料,可以自下而上地引入新的证据,使历史写作的范围变得广阔和丰富。因此,英国史学家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认为:“口述史特别适合于课题工作,它不仅可以成为群体,也可以成为单个学生的事业:不管是在学校、大学或学院,还是在成人教育或社区中心。口述史可以随时随地落实下去。在国内任何地方,口述史都可以成为地方研究的丰富的主题:如地方工业或手工业史、特定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文化和方言、家庭的变迁、战争和罢工的影响,等等。”[5]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向,开辟探索出新的研究领域。 

  与此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史学界出现了以文化史观著称的新史学潮流,与传统史学“大都局限于各种政治事件的记述,忽视其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联系”相比,新史学“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使用价值;主张历史研究范围的拓宽,研究对象的扩展;注重历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的关系;提倡综合的历史研究方法,主张运用多种新兴学科的方法对历史作全面、客观、综合的解释”[6]。新史学开辟了史学新的发展方向,迅速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强大史学潮流。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式进行综合研究,构建了跨学科史学,从而形成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在此基础上产生,包括新经济史学派、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等几大分支,对人口、家庭、妇女、城市、少数民族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社会科学史学由于采用计量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因此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推动了史学的精确化和科学化。[7] 

  口述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几乎与新史学的发展历程同步,新史学所倡导的新概念、新方法“既是口述史学得以兴起的前提,也是口述史的宗旨”[8],在方法论上倡导多学科合作,吸收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口述史料的采集需要新闻学的方法;采访对象的搜寻和确定需要社会学的方法;口述历史的写作需要文学的手法;口述历史的深入解读需要用到心理学理论;口述历史档案化与数字化需要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知识;口述历史的传播要掌握现代媒体的操作方法;口述历史的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则涉及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9]。同时,随着口述史在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发展,越来越被广泛应用于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学、艺术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近两三年以来,口述史在很多部门、很多领域都有所开展。 

  地方志是记述某一特定区域或范围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因其内容丰富被称之为“博物之书”[10]、“一方之全书”[11]。地方志所具有的地域性、全面性、资料性的特点,与口述史所倡导的跨学科、跨领域发展的趋势是相适应的。新时期地方志编纂需要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区域社会的变化作深入详尽地记述,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阶层流动问题、乡村发展问题、城市化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等,均涉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口述史对地方志而言,既加深了各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又推动了地方志向纵深发展。 

  二、公众参与:地方志资料搜集的多元与开放 

  口述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积累资料,强调突出个人记忆和生平讲述。适应新方志综合记述各地发展变化的需要,将口述史的理论方法应用到方志编纂中,对拓宽资料来源、提升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首轮修志的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编委会组织实施,政府部门和专家参与,通过编委会和政府发布资料征集的文件,并对资料种类、资料征集范围、征集方法进行详细说明。资料大多由各部门提供,由此保证了所征集资料的权威性。各地在修志过程中,会搜集许多散存于社会、民间的资料,以及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所藏资料,也有不同数量的口述资料、回忆录等。如1990年出版的江西省《石城县志》中“红军转战石城”“石城阻击战”“苏区地方武装斗争”“解放石城”等章节,均不同程度地用到了《石城人民革命史》中的口述资料。[12]但是各部门所提供的资料仍是修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因此,首轮志书实地调查、口述史的资料有所缺失。如“首轮志书中的土地改革、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多利用文献档案资料编成,记载过于简略;若能采集利用口述史资料,增加老百姓视角的成分,会使内容丰满起来。许多县市中的风俗分志,记载大而化之,且多是旧时情况,如能充分利用口述史记载当地当代各项风俗的具体情况,会使内容丰富鲜活”[13]。首轮修志存在的入志资料缺失问题当然不止这些,由此说明当时由于理论方法以及认识的局限,致使首轮志书在全面系统反映社会变化方面存在某些缺憾。 

  第二轮修志基本承袭了首轮修志体制,资料征集仍大多依靠政府发文,由各部门提供。但二轮修志绝大部分是续修志书,内容的上下限大致为20世纪80年中期至21世纪初,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从开始到全面发展时期,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职能的转变,一些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机构改制,民营经济崛起,首轮修志完全依赖政府部门提供资料的体制出现了“短板”,政府发文征集修志资料不能涵盖所有的行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行业经济、市场小商品经济等资料更易缺失。因此,“依靠政府部门提供资料的模式已不能满足二轮方志对资料的需求”,而且“部门资料带有明显的管理工作痕迹,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进程”[14]。 

  为解决资料问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07年11月28日印发《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资料收集的力度,积极拓展资料收集的范围。应重视社会调查,注意搜集口述、音像等资料”[15]。在这一意见指导下,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开始普遍重视社会调查的使用,对一些难以由部门或单位提供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采取社会调查的形式,并附社会调查报告,或以整理相关资料撰写的专文入志,并着重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调查不是依靠图书、档案等死资料,而是以反映时代进程的历史动感以及地情全貌特点的社会化鲜活的典型资料,关注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搜集的资料具有一定深度和典型意义,从而提升了志书的存史和使用价值,出版了一批如河北《井陉县志(1985—2000)》、上海《奉贤县续志》、浙江《萧山市志》等在社会调查方面运用比较好的志书。 

  地方志书编纂运用社会学社会调查的方法,弥补了资料搜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但是社会调查的范围仍有所局限,有的志书存在调查采样或资料过于典型难以全面反映等问题,资料搜集仍面临巨大的挑战。近年出版的二轮志书开始逐渐关注并借鉴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通过采访亲历、亲见、亲闻者留下更真实、更生动的资料,从而弥补了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如《海盐县志(1986—2005)》设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编,对改革开放初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改革创新的记述;《广州市志·政府决策志》关于2003年“非典”期间越级发布疫情的记述、广州博彩赛马被叫停的内幕等;《义乌市志·市场》卷利用敲糖帮的口述史资料,记述了敲糖帮的渊源发展、敲糖帮向小商品市场转化的过程,以及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发展。由于采用了口述史资料,大大丰富了地方志内容的记述。[16] 

  地方志资料搜集运用口述史资料目前仍属凤毛麟角,很不普遍,但与传统修志资料征集方法相比,已经有所突破,公众的参与促进了方志资料搜集的多元与开放,增强了历史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口述史的运用为传统方志编纂带来了新的气象。 

  参考文献: 

  [1]参见陈墨著:《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2]参见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3]参见薛鹤婵:《试述口述历史档案的价值》,《档案与建设》2007年第8期。 

  [4]参见[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0页。 

  [5][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 

  [6]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7]参见郭宇春:《简论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年第12期。 

  [8]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导言”,第2页。 

  [9]杨祥银:《走向跨学科与跨领域的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日,第1版。 

  [10]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6《河南志序》,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11]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8外集一《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国家图书馆藏民国25年(1936)刘翰怡编刊本。 

  [12]参见刘善泳:《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 

  [13]王复兴:《首轮修志资料工作的成绩与不足》,《广西地方志》2011年第2期。 

  [14]王熹:《论口述历史资料与二轮方志纂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 

  [15]《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2期。 

  [16]参见张英聘:《口述史与方志编纂》,《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待续)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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